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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曾涓滴酬亲志办学虽殷未足论
——在刘国钧职教中心命名暨华夏楼奠基典礼上的讲话
(1990年10月20日)
刘璧如 |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荣幸地参加“刘国钧职业教育中心命名暨华夏楼奠基典礼”。我对职教中心的命名和华夏楼的奠基，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父亲在抗战前，即有志创办职业学校培养人才的心愿。解放初期，也多次提出办学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心愿未能实现。现在常州市领导，决心创办职业教育中心，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感谢常州市领导，在经济上接受我们的帮助，与华夏基金会一起，作为学校的一些辅助用途，现在还以我父亲的名字为学校命名。我父亲的遗愿今天得以实现，我感到非常荣幸。学校的创建，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我衷心地感谢常州市领导，创造这良好的条件。名字有了，因此也有了责任心，事情开头难，以后路要走得好更难，所以我尽了一点小小的力量。
我今天看到学校已具一定的规模，看到学校领导和老师辛勤工作，看到同学们认真学习，是一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我父亲在世，也一定会很高兴。我相信，在校的同学，一定会在老师的教诲下，成为优秀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何曾涓滴酬亲志办学虽殷未足论学校还是初创，正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我想，在座的各位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希望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建设人才，这就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来办好这个学校，更希望市领导对学校予以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我有很多话要说，因时间关系，赋七律一首，以结束我的讲话：
丹桂飘香天气温，
喜瞻新貌到东门；
庭前犹记经营苦，
闲下常谈建厂源。
携手河边杨柳下，
遥看对岸碧桃村；
何曾涓滴酬亲志，
办学虽殷未足论。
(诗中的“源”字，因我父亲生前讲，他开布店时，感到销售的布匹是洋货为主，所以他想起要自办布厂，生产国货，抵制洋货。)
祝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身体健康!谢谢!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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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学技能学做人
——在刘鞠秀图书馆命名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1994年10月18日)
刘璧如 |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刘国钧职教中心隆重举行图书馆命名、开馆典礼和刘国钧先生纪念室预展，我专程赶回来参加这项活动。此时此地，我感到非常高兴：一是中央、省里、市里各级领导对以我父亲名字命名的学校非常重视，对学校举行的这项活动非常重视；二是这所学校办得这么兴旺发达，名扬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习；三是我亲眼看到这所学校的老师们、同学们精神面貌这么好，办事非常地认真，待人非常地热情。
这所学校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是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的，我们一家人当然特别关心，希望这所学校的一切都非常地好，多培养优秀人才，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
我们在海外的同胞，都很爱自己的祖国，很爱自己的家乡，时时关心着祖国和我们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也都愿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的父亲是爱国实业家，他爱祖国、爱家乡、爱教育，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我们挤点钱资助常州办这个职教中心，办这个图书馆，办这个纪念室，首先是继承父亲的遗愿，为祖国建设培养有用人才；同时，也是纪念父母，尽子女的孝道；也是报效祖国，尽一个爱国者的责任。我衷心地希望你们长大了也都能这样。
学知识学技能学做人我父亲的身上确有许多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值得学习，同学们听了报告会很清楚，纪念室里所展览的材料也构画了一个轮廓，希望同学们看后深思一下，怎样向老一辈学习，继承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我母亲跟随父亲，支持和帮助父亲的事业，同时关心和教育我们子女学习做人，学习做事。我们提议把图书馆命名为刘鞠秀图书馆，就是为了纪念家母。同时，支持学校办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为大家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条件，在这里多读书看报，提高思想道德和知识文化素质。
现在我们这个学校办得很好，外界评价很高：环境优美，设备先进，校风良好，质量很高。我听了很高兴。但你们不能满足，要不断进取，努力开拓。教师要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的学生，要有责任心、事业心，国家很重视你们，人民很尊重你们，要有志气，要干一番事业，并且干出点名堂来，要成为一流学校里的名牌教师。学生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刻苦努力地学习，学知识，学技能，还要学做人，有好的思想品德，又掌握了真本领，才能报效祖国，做出贡献。祖国建设非常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古话很有道理，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这青春的大好时光。
你们这所学校，我很关心，寄希望于大家。校长说，明年创国家级，2000年成为国际交流窗口，我很支持，也很相信。这个目标是宏伟的，通过政府的帮助和你们自己的努力，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我预祝大家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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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国钧学习刘国钧
——在刘国钧先生铜像揭幕仪式暨刘汉体育馆命名庆典上的讲话
(1997年9月24日)
刘璧如 |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及刘国钧职教中心全体师生：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应邀参加先父铜像揭幕暨刘汉体育馆命名庆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刘氏家族，向前来参加活动的领导、嘉宾和师生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今年春天，刘国钧教育基金会在学校开理事会，理事们再次提出要为我父亲塑铜像，并写进了《纪要》。这件事，我们家族是很赞成、很支持的。刚才，在图书馆大厅举行了铜像的揭幕仪式，我仔细端详，感到像塑得很好，不仅形似，而且很传神。感谢著名雕塑家南师大吴为山教授，感谢亲临南京与吴教授共同琢磨塑像的李玉老部长和陶振熙等各位老先生，感谢学校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
塑像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尊敬他，纪念他，学习他。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大家都有所了解。
我的父亲是江苏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上诞生的一位杰出的爱国实业家。他经历了我们民族所遭遇过的所有苦难，品尝尽了民族崛起的艰巨和曲折。他两手空空，从靖江家中出来，创造了一片属于他的偌大的实业世界。可是，当告别这个世界时，他依然两手空空，他把他创造的事业都还给了祖国。我父亲的创业经验，早为国内经济界、学术界所推崇和肯定；同时，他的经营管理之道，又为国内许多企业所吸收和运用。我曾经说过：“我父亲的创业经验，是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海外自己的企业，至今还沿用他的宝贵经验，屡用屡灵，经久不衰。”
关于我父亲的奋斗历程，因时间关系，今天不能多说。然而，面对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职教中心的2000多名师生，我还是要简要的说一下我父亲高尚品德最主要的几点：
纪念刘国钧学习刘国钧一是热爱祖国
我父亲原名金生，他觉得，自己好象生下来就是为自己发财似的，人活着应当想得更广阔一些，要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于是他跟我妈讲：“我想改叫国钧。国家的国，千钧之器的钧”。
二十年代，我父亲创办的广益染织厂生产的布，以“征东”、“蝶球”作为商标名，就是表明他针对日商妄图垄断我国纺织市场的野心，积极改进技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抑制日货、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坚强决心。我父亲办布厂，他对人很明确地说：“我的目标是跟日本人竞争，超过日本人。”
1937年，日机轰炸常州，因为制造“征东牌”棉布而享誉中华的大成二厂，遭到了日寇的毁灭性轰炸和燃烧。一厂也中弹18枚，三厂中弹3枚。厂虽毁，但他实业救国之心坚不可摧。他与留在常州的同事说：“日本人是呆不长的，我今年只有50岁，只要我人不死，大家同心协力，完全可以恢复已毁的企业。”
抗战胜利后，仅仅用两年，大成又复活了。在我父亲60岁生日时，我妈说：“你60岁的人了，该歇歇了。”我父亲点点头：“你说的也对，只是我听不到机器声，闻不到染料的香味，就会生病的。”他积极考虑，向海外发展，想抢占市场，跟日本人竞争。
解放后，他人在香港，心系大陆。他在进步人士的鼓励下，毅然于1950年偕我母亲回常州，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他义无反顾，无限深情地说：“我的骨肉是中国的，死也要死到中国去。”他一心一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我父亲在临终前还对我们子女说：“北京的人大和政协已经召开了，我们的国家又大有希望。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能忘了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二是志在必行
1929年，我父亲在武进商会发表演说。他说：“中国各工厂，应以科学之头脑，工人之身手，与世界竞争。”为使国货占领市场，冲向世界，他到印度、缅甸等国考察，以寻求与日本竞争的“突破口”。后来，大成公司生产的阔格子布大量运销东南亚，深受各国人民欢迎，成为与日货竞争的对手。
抗战胜利前夕，我父亲怀着振兴中国纺织业的宏愿，提出要在战后15年内恢复发展我国纺织业的目标，并构思“使中国成为世界纺织王国”，“与世界棉织业争王座”。他提出的目标，在旧中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根本不能实现。但他年逾花甲，犹念念不忘赶超世界纺织强国，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三是勤奋好学
他不仅经常走访国内名厂，荟萃著名实业家的经验，而且，十分重视吸取外国先进经验。他自己曾四上日本，亲赴加拿大、美国考察，将外国的先进科技和经营管理经验，融合到自己的企业中去。大成公司成为集纺、织、染、印于一体的全能企业，就是他勤奋好学的结果。
我父亲深知：现代化决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关键在于人的头脑必须现代化。所以，他除高薪聘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外，还重视办厂校，进行职业教育，建成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建国后，我父亲的勤奋好学更胜当年。不仅学技术，学经济理论，更虚心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向书本学习，更注意向工人、农民学习。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能追随时代，不断进步，勇往直前，即使在“文革”中身处逆境，依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前程充满坚定的信念。
关于我父亲，就说这么多。还希望师生们能从阅读有关资料中求得更多的了解。
关于我的先兄刘汉，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
今天，我们在举行先父铜像揭幕仪式之后，在这里举行刘汉体育馆命名、开馆庆典，我确实非常高兴。
学校建造体育馆，是为了完善教育设施，改善办学条件，发展体育运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更好地培养人才，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座体育馆，也不仅能作职教中心的师生锻炼身体之用，而且，也为丽华地区几万居民群众开展健身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我是非常支持的。去年3月19日在新加坡开理事会，沈文忠校长汇报这个建设项目的有关情况时，我当即表示支持，并承诺捐赠港币40万元，作为体育馆的装备费用。现在体育馆建好了，很漂亮，很实用，大家高兴。
为什么我提议用我先兄汉的名字命名呢?因为汉是我父亲下大力气培养的事业接班人。在八年抗战中，他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吃了不少苦，在香港把东南纱厂经营得有声有色。可不幸的是，1958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他英年早逝。我提议用他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他；同时，也为了学习他。
刘国钧职教中心1989年起步，经过几年的努力，去年上半年，已被国家教委正式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成了遐迩闻名的一所职业学校。这是各级领导和学校师生员工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结果。我们刘氏家族，也以建立基金和专项赠款的形式，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尽了绵薄之力。我们希望，刘国钧职教中心能以这次活动作为新的起点，在各级领导与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扶持下，团结奋斗，真抓实干，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迈出新的步子，创造新的辉煌，在全省以至全国，继续在职业教育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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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勤”和“俭”及其他
——在常州工业技术学院的演讲
(1997年11月26日)
查济民 |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所知道的很少，学识也很浅，所以今天学校给我名誉院长这个荣衔，我感觉非常惭愧，受之有愧。可是我自己是认常州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对常州有一份感情，在这个厚重而崇高的荣誉给我的时候，推也推不掉，也只好受下了(掌声)。
记得大概在不到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东北去，到了一个叫丹东市的地方，我看到那个时候挂的标语写着“工业学常州”，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两个典型，所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常州”，所以看见全国人民给常州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骄傲。
从最近几百年来说，常州是文风很盛之地，出了很多文人、人才。那个时候实行的是科举制度，所有的文人，都是钻研中国文学，以求功名、当官儿为目标。我觉得这好象不是最合乎我的理想。我们中国人当年的所谓“诗书之家”里都有这么一副对联：“日月倘随天地在，诗书终疗子孙贫”，无非是想多念一点书，考一个进士、状元之类，可以做个官儿，这对现代的这个情况不大合适。可是后来到了日本，我看见同样的一副对联，日本人改了两个字：“日月倘随天地在，勤俭终疗子孙贫”，“诗书”两个字改成了“勤俭”两个字。这个我觉得比较切合实际，也是我们最基本的做人的要求。
谈“勤”和“俭”及其他如果说我可以把我工作的经验向各位请教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基本功扎实起来。所谓基本功，我想简单的说，就是“勤”、“俭”两个字。一般所谓“勤”，都是说做事情肯干，我想应该还要把它放大一点，在家里干活、念书不知疲倦，这是一种“勤”。可是是否只限于这个范围呢?似乎还应扩充一点，第一个就是学习要勤，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资料都要去看；此外还要思考问题，要研究它的内容，更深一步地理解它，思考要勤，而且还要劳，不辞辛苦地把学习的范围放宽。学的东西“吞”下去后，要消化消化，搞清楚究竟是为什么。譬如说天文台预报明天要下雨，雨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天文台能预测出明天会下雨?为什么以前天文台说天要下雨而居然没下，现在则准确得多了；可明天下，是上午下还是下午下，还是说不准。现在越来越准了，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它、掌握它和应用它?这使我们思考，要勤于思考，所以我建议大家考虑的，除了勤于工作以外，还要勤于学习，学习也不单限于我们念的书本知识，书本知识以外的一切事物，只要我们有时间、有机会，都要去学习。学习以后还要思考，研究我们上下、左右、内外一切问题究竟为什么发生，有没有规律可以掌握，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种规律。我想这个应该属于“勤”字比较宽的范围，作为“勤”的一个工作对象。这个是我个人认为的基本功之一。
“俭”字并不是说家里面少吃一口饭，穿衣服破烂一点，温暖饱食以外不要浪费钱，能累积一点防老的本钱。这些确实都很重要，是应该的，是基本的。可是在我们工作上面，这个“俭”不一定是说一个人“省”了就是“俭”。我们要设法把工作的程序简化，提高效率，以得到同样的乃至更好的效果，这才是比一个人节俭更有效的集体的节俭，是工作方法的节俭。我说的节俭应该是指这个方面。刚才说的集体的节俭更重要，(我们厂里也有几位老总在这里，我说的话并不是针对性的话。)跑进一个工厂，办公大楼里有很多工作人员，有收发的，保卫的，人事的，会计的，财务的，总务的，营业的，还有收帐的，一两百个人是很常见。可是到车间一看，真正在生产的人并不多，产值也不见得很高。我曾经看过一两个乡村企业，办公大楼很大，装璜得富丽堂皇，与我们的五星级宾馆相比也不逊色。可是跑到它的车间一看，只是一个土法的、效率很低的工厂，我觉得很不是味儿。我也到过日本的一些纺织工厂，那时日本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水平，纺织工业也还是一个重要的工业。我到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一家人家，夫妻两人聘请了外面的一个帮忙的女工，家里面摆了一百二十台布机，那时候是有梭子的自动布机，男的当机匠，女的干织布，另外请的那个帮工清扫清扫，倒倒纬梭。我觉得很奇怪，问他们这样纱买进、布卖出怎么来得及管呢。他说我们这里并不是自己买纱来织布，只是人家拿纱给我，我织了布交给他们，我只收一点工钱。因为我们生活简单，所以任何客人来给我的织布工钱，我都比人家便宜，我怎么样也有生意。那些布厂、布商都来找我，我就是保证产品品质，他们保证我原料供应。我没有工作做，在家里也能蛮好地过日子。假如忙起来，我一个月能赚很多钱。我想这样就真正做到了俭省、节俭。所以从多方面去考虑问题，“俭”可以为一个生产单位省下不少。我刚才讲的一个办公楼里面有几百个人在那里，都已经可以开好几个工厂了。俭与不俭，相差甚多。
我把“勤”、“俭”两字贡献给各位，作为基本功。刚才已经讲过，勤不一定是在家里忙着扫地，扫个不停，而是工作勤奋以外，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生活节俭以外，要在工作的工序方面尽量简化，在群体社会中，把群体的合作“节俭”起来，不要内耗，大家都把精力放到工作上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俭。这是我今天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的第一点。
我刚才讲了，因为我所知道的很少，所以只能从自己做事情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出发来跟大家杂乱地说，我下面所说的不一定是从上面一脉下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独立的问题。第二点我要向各位讲的，是关于高科技、纯科学、应用科学跟工艺乃至于管理各方面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国家有一些重点大学从事高科技的研究，有很多从事自然科学、基本科学研究的学校和研究所，成绩也很好。可是另外一方面，比如象德国、日本、瑞士这些国家，他们以工艺与科研并重，不单纯在基本科学方面有很高深的研究，而且着重把现代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把工艺弄好，使做出来的东西、成品非常成功。我想，这样对于社会的贡献，与研究纯粹科学、研究高深原理的工作相比，非但不小，而且还更重要。在石英表面世以前，瑞士的钟表是世界闻名的，比其他国家的产品要贵几倍。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成功?除了他们的宣传、广告以外，他们把工艺搞得非常好，精密的程度搞得非常高，因此他们花一点宣传的工夫，就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认同，认为瑞士表的确好。当初德国的照相机也有这样的名气。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认为德国的照相机最好。钟表的结构并不是很复杂，可是你要把它弄得精密，一只表走二十四小时甚至一个礼拜，中间只有很少的一点偏差，怎样做到精密就是工艺问题。我们工业技术学院不一定要把我们的精力、工作方向摆到基本科学研究方向上去，我们应该研究把我们现有的东西怎样做得好，在工艺的成功方面来努力。科学家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工业家并不一定是科学家能当的，工业家并不需要最高的自然科学的博士、博士后等等来担任，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他们可以供给我们必要的高科技资料，可是怎样把这个事情做好是我们的责任。做好以后变成了一个工业，工业就不完全是科技的问题了，也牵涉到管理方面，这个我慢慢再说。这里我先举个例。十几年前，我已经在国外观察到，将来计算机、通讯方法将从电子工业方面去发展，电子工业的关键产品除了软件以外，大型集成电路最重要。因此，我到美国想办法参观了制造大型集成电路的工厂，并确认了这个东西很重要。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大规模做集成电路的，可是我回到国内来，曾经看见常州就有这么一个厂，西安也有这么一个厂，我都去参观过。参观的结论是我们能做，我们一样也能生产大型集成电路，与当初世界水平相差不远。我就问国家电子工业部，为什么我们不发展，还要到国外去引进，或希望外国厂家来一起搞。问题的所在并不是我们不会，而是我们做得不够精。那时国内做的硅片的纯度只能达到三个九，就是0.999，也就是只有千分之一的杂质。国外的可以达到四个九，就差这么一个九，硅晶片质量就差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问题，到了做大型集成电路的时候，美国产品的“成活率”，也就是成功率、好的产品大概占百分之四十多一点，而我们只达到百分之二十不到一点。因此，我们的成本怎么样也比他们贵，贵好多倍。以后他们逐步把硅晶片放到四寸、五寸，现在甚至到了八寸，我们就差得更远了。在这个情形之下，最近我才听说中央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做，我没有去追踪，听说有人做了，可是做出来的成本不能跟进口的比。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究竟是我们不懂呢，还是我们的工艺不过关呢?很明显，这不是科学家的责任，而是我们管理方面的责任。这里我打一个不很恰当的比方，科学家在学问方面是我们的老师，可是他们不一定是做总经理、厂长的人才，而在座各位反而是我们未来的工业负责人的候选人。因为我们既有这个能力和知识去理解科学家所发明的原理，而且怎么样去应用，怎样把它产业化，怎样能使这个产业发展，完全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应该一起互相勉励、共同努力的。
刚才讲了半天，无非讲了一个理论要跟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要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家，技术一定要与管理相结合，技术过关了，车间一蹋糊涂，管理不过关还是不行。我看过国内很多染厂，听各方面讲讲，大家对于印染的技术没什么不懂，也有相当高的知识，问题是在管理方面。我看见一篇文章，是纺织总会一位副会长提出来的，他说，一匹布上染的颜色头上跟尾上不一样，布的左边跟右边不一样，这一匹跟另外一匹又不一样，我想，这完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个管理问题。管理得好，就可以做到颜色一致。有一次在纺大，他们也约我谈相同的问题，我和一个负责印染系的主任坐在一块儿，校长提出来说，我们今天印染系的系主任也在这里，我们的印染究竟为什么不过关，现在我们压力很大，政府老是说你们印染要想想办法过关。我帮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不是技术问题，你不能怪他，这完全是管理的问题。所以我第二点要提出来的是技术必须与管理结合起来。我老丈人刘国钧先生曾经有几句名言，他说懂管理又懂技术是第一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是第二等人才，他对技术和管理非但是一样地重视，而且把管理更是摆在前面。这一点我想各位做了一个车间以上的领导人的时候就会体会到，也会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事情你不注意的话，它当然做不好。要团结所有的人都注意，这才能保证你的产品好，对此各位很容易理解。第三个是实践要能够和理想结合起来。你一个人什么都能做当然是最好的事情，假如你不能全部做到，但你能找到一个伙伴，你要一个圆的物件，他能帮你车成一个圆的，你要一个方的物件，他能帮你做成一个方的，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事业家。最后一个更重要了，就是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发展一定要与市场相结合。你不能说市场上不要的东西你能制造算是厉害，一定要是市场上需要的东西你能制造出来，你能用各种方法，你能结合技术管理把它弄好，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高科技方面越来越向微小的方面进行，我们念书时只知道分子已经很细了，现在分子下面原子，原子下面光子、电子……一齐往小的方面跑。集成电路微小的情形已经到了我们用显微镜都很难看见的程度，生物工程更是到了更小的程度，工艺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形之下，在座各位的责任在二十一世纪就非常非常的重大。我们国家要发展经济，要使我们国家富起来，这责任完全是在这一班将来的厂长、经理们的头上，而各位正是这一班人的候补人。在座各位好好地干下去，就是将来我们国家发展经济的骨干。所以我在这儿免不了口罗嗦了一点，十分期望各位不要妄自菲薄，将来你们前途都是十分重要的，国家的前途靠在你们各位头上。我的不厌其烦，也是出于我的期望之深，期望你们各位负担起未来国家经济建设的责任。
最后一点，我想引证刘国钧先生给我们的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一并提出来给各位作为参考。他教育我们做到老，学到老，永远学得不停。他就是肯研究，肯思考问题，永远持续不断地学习，所以说在五六十年前那么一个环境、那么一个社会里面，他能有这么一个成就，与我们今天各位所处的环境相比就更艰难。我们今天各位的环境比当年他的环境容易得多。可是反过来说，我们国家现在人口多了，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了，外国想要垄断科技、经济等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所以面对的另外一个更艰巨的任务与压力，也就希望各位要更加努力，负担起这个艰巨、非常重要的任务，将来对国家作一点贡献，对整个世界也有帮助。
很抱歉，不成体系，希望各位指教。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题目是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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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再创辉煌
沈文忠 |
一提起国家级重点职中——刘国钧职教中心，常州市、江苏省、乃至全国职教界同行无不啧啧称赞，并誉之为职教的“大哥大”。刘国钧职教中心以其环境美、设备新、管理严、校风好、质量高早已名闻遐迩；而且，它对于推动全国职教的发展，形成“万马奔腾”之势，确实起着典型示范的作用。
饮水思源，九十年代刘国钧职教中心一度令人仰慕，成为全国职教的一面旗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常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应用型人才为其服务；而当时教育结构很不合理，培养模式千篇一律，培养实用人才的职业教育是我市教育的一条短腿，遂促使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府领导下决心在我市创办一所上规模、上档次的职业学校。就这样，刘国钧职教中心应运而生了，此其一。其二，刘国钧职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帮助密不可分。作为该校的首任校长，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华夏基金会和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会的扶持。
香港华夏基金会多次派员来常考察，指导常州职教事业的发展。鲁平、何铭思、王复孙、叶少仪和吴仲坚等华夏基金会人士，对常州职教事业的关注，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非常赞赏常州市人民政府下大决心创办职教中心的明智之举，遂于1987年底决定赠款50万美金，作为新校购置现代化教学设备和骨干教师培训之费用。这笔巨款的投入，使新校的建设与发展比之一般职校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如果说华夏基金会的捐赠对刘国钧职教中心的建设是立竿见影，那么，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则是细水长流。后者是笔者在本文将要较为具体说说的。
饮水思源再创辉煌著名爱国实业家、原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先生的家族，获悉家乡拟大兴土木、创办新校、发展职教后，查济民、刘璧如夫妇，刘汉良、王翠凤夫妇于1988年秋从香港回故里视察。查济民先生一行受到市府领导的热情接待，听了曹锦成、蒋溢涛、周亚瑜和汪鹤鸣等市府与教委领导的汇报，并实地察看了职教中心建设工地，回到宾馆后，当即表达了捐赠的意向。刘璧如女士说：海内外都知道，常州是工业名星城市。原先以为职教中心这个项目还只是纸上谈兵，但回来一看，工地上已是热气腾腾，学校已动工兴建了。××市也希望我们资助办校，但几年了，土地尚未着落。我父亲虽在省里做官，但他的事业主要在常州。我们乐意资助常州创办一所职教中心。就这样，刘氏家族资助创办职教中心的意向定下来了。
1989年初，香港传来好消息：刘国钧先生的女儿、香港爱国实业家、省政协常委刘璧如女士，捐赠100万美金，以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的名义，存入香港渣打银行，并于同年3月开始生息。
作为对刘氏家族捐资兴学、造福桑梓的答谢，更为纪念刘国钧先生，弘扬其爱党、爱国、爱乡和乐业、敬业、创业的美德及崇尚职业教育、重视培养实用人才的传统，常州市人民政府于1989年6月正式批文，命名即将开办的职教中心为刘国钧职教中心，并于1990年10月20日举行盛大的命名庆典。
为管好、用好这笔难能可贵的巨额资助，双方共同拟订了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会章程。章程规定，本基金在80年内，以“动息不动本”的原则，每年以其利息，汇至刘国钧职教中心的外汇帐户，支持刘国钧职教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又按章程规定，由香港刘氏家族和常州市府、市教委各派代表组成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理事会，刘璧如女士任理事会主席。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主席报告基金上年度利息收支情况和有关事项，刘国钧职教中心校长列席会议，汇报学校建设和发展及上期利息使用情况和本期利息使用预算，与会理事共同对利息使用和学校工作进行研讨。这样的理事会已举行6次，其中93年第2次理事会、96年第5次理事会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举行。这两次理事会，除讨论学校建设与发展及基金支付方面的问题外，还组织考察了香港和新加坡的职业教育，使内地的理事和代表有机会了解两地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方面可供借鉴的先进经验。
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理事会主席刘璧如女士于1991年8月寄来香港渣打银行第一份基金利息结单，并汇入刘国钧职教中心外汇帐户167，000美金；10月，又以首期利息4万余美金购置日本中型丰田旅行车。自此，每年4、5月间，刘璧如主席均在理事会上提供基金利息有关资料，并同时将基金利息汇入刘国钧职教中心外汇帐户，供学校建设和奖励师生之用。由于一度美金利率甚低，为使学校得到更多的资助，原市政协副主席、基金会理事刘汉良先生提议，基金理事会赞同，自1993年起，由其对100万美金的基金实行保息，如当年利息不足5万美金，由其补贴；同时，由爱国实业家、香港查氏集团主席查济民先生捐赠10万美金，使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的本金增至110万美金。所以，除93年外，每年基金利息均在5.5万美金左右(详见附表)。
基金的主要捐款人、基金理事会主席刘璧如女士，为纪念家母并支持学校建设，又于1993年8月，捐赠10万美金，资助学校装备刘鞠秀图书馆；刘汉良先生又捐赠20万人民币，支持在馆内筹建刘国钧先生纪念室。1996年8月，刘璧如女士又捐资40万港币，资助学校装备体育馆，并建议以其兄长刘汉的名字为体育馆命名。1997年秋，刘璧如女士又捐赠6.6万人民币，资助雕塑刘国钧先生铜像。
至1997年，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的利息及刘璧如女士、刘汉良先生给刘国钧职教中心的专项赠款，按人民币计，累计为5，427，018.17元；如以美元计，则累计为694，576.89元(详见附表)。
第二，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及图书馆、体育馆等专项赠款，对于刘国钧职教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促进了学校现代化建设。经统计，用于学校现代化建设的基金利息和专项赠款近425万元。学校的386、486机房，闭路电视系统，多媒体电化教室，图书馆电子计算机管理系统，数控实验实习设备，行政计算机管理系统等等，均堪称一流，省内外领导和各地同行前来学访者络绎不绝，无不交口称赞并羡慕不已。先进的装备为学生的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校历届毕业生，以其思想纯正、道德高尚和一专多能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这无不与良好的办学条件密切相关。由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理事会刘璧如主席资助的体育馆于去年竣工投入使用后，不仅缓解了学生不断增加而活动场地狭小的矛盾，而且将为丽华地区数万群众的健身活动带来福音。
其次，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我校教师队伍的数量基本够用，结构基本合理，质量逐步提高，与我校的办学规模、专业结构、质量要求基本适应。为此，我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经验，曾多次在有关会议上介绍。对于一个学校来说，质量是生命，而师资是关键。短短几年中，学校能有一支这样的师资队伍，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的资助。新师资的引进，教师的外出考察学访，部分教师的进修深造，均使用了这笔款项。经统计，1991年至1997年，基金用于资助教师进修提高的款项达27万元左右。
第三，调动了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经统计，1991年至1997年，用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奖励成绩卓著的教师，总金额达35万多元。先进工作者有奖，教育、教学、实训、科研、后勤等某一方面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有奖，撰写文章介绍学校办学经验在报刊上或在某一级会议上发表，并在作者姓名前冠以刘国钧职教中心校名的有奖。总之，凡为刘国钧职教中心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显著成绩的教职工，均能按章获得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的奖励。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用来奖励学生的则更多，1991年至1997年，总金额达46万元左右。一年一度被评为中心之星、优秀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干部，或在苦练专业技能等某方面突出被评为标兵、积极分子的学生，均能获得奖励，并授予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专用的荣誉证书。获得与著名爱国实业家、原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先生的大名联系在一起的奖励和荣誉证书，师生们视之为一种很高的荣誉，从而激励着广大师生以刘国钧先生那种爱党、爱国、爱乡和乐业、敬业、创业的高尚品德为光辉榜样，努力学习，奋发进取。
总之，可以这么说，刘国钧职教中心从省重点职中，到国标省重点职中，到成为全国知名并被誉为全国职校“大哥大”的国家级重点职中，学校所走过的每一步，无不与刘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的巨额资助有关，无不与提供资助的查济民先生、刘璧如女士、刘汉良先生等对学校的关心与支持有关，全校师生，尤其是我这个第一任校长，始终怀着激动的心情衷心感谢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倾注很大心血的查先生、查太和刘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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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国钧到刘国钧职教中心
毕鉴忠 |
常州的上一代人知道刘国钧，是因为这位传奇般的爱国实业家奠基了常州的纺织工业；
常州的下一代人知道刘国钧，是因为这所传奇般的职教中心创造了常州职业教育光辉形象。
刘国钧职教中心与亚细亚影城东西呼应，成为常州两大现代文化景观。作为国内一流的中等学校，她不仅吸引了江泽民、李瑞环、李岚清、刘靖基、罗干、鲁平等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亲临视察，还引来了国务院参事室24个部委办的决策者和104个城市的市长，美国、德国、朝鲜、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同行相继来校学术交流。建校尚不满5年就具有如此高的知名度，究其原因，绝不是中心那值得欣赏的校园建筑群和无可争议的雄厚实力，而是中心的建立和发挥效益所产生的深远意义。
当年的刘国钧为保持他实业的迅猛发展势头，保证他的大成公司所代表的民族纺织业与日本纺织业的竞争，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他交结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社会贤达，创建职工校，亲自选编楹联一集分赠大成职工，用以识文知理。他提出“工教工互助化”，用以大成公司的职工文化学习与技术培训。刘国钧还遣派得力助手留学英美，学成回国后主持生产。职业教育使刘国钧的事业充满活力，这是他所欣慰的。但他有一个遗憾，他一直想建立一所正规的职业教育学校，终未如愿。当然那时的刘国钧还没有从中国的出路在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这个历史的高度来思考职业教育。“日食三餐元麦糊”的刘国钧，为生计所迫，从生祠镇南渡长江到常州，在一家布店里开始他的事业，屈指数来已近百年，这百年的风风雨雨记录了常州人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中认识教育与科技的，刘国钧仅仅是一个缩影。
刘国钧职教中心是另一个缩影，它浓缩了今天的常州人所特有的远见、魄力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今天的常州人没有津津乐道于这方土地是如何盛产历史名人的，而是投下巨资办教育，办职业教育!建一所国内领先的职业教育中心，这一使常州经济保持良性发展的战略之举，深受刘国钧子女的拥护。为实现国老遗愿，刘国钧之女刘璧如、婿查济民捐款110万美元协建刘国钧职教中心。
从刘国钧到刘国钧职教中心这是一所全新的为常州地区培养中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职业学校，之所以不称学校叫中心，是因为她集职前教育职后教育于一体，溶示范辐射于一炉，办学极其灵活。建校不满5年，规模迅速扩大，现拥有47个教学班，1800名学生，拥有16个专业和超过千万元的固定教学设备。她刚刚建立，但她已经毕业的1200名学生和将要毕业的更多的学生，已经为常州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和将要作出更大的贡献。她的学生在中国银行常州分行中占相当的比例；她的学生成班成班地进入市内主要商场；她的学生活跃于常州柴油机厂、煤气公司等骨干企业；她的学生将常州市区50万人口的户籍资料输入微机；她的学生夺得全国模特邀请赛全能冠军和三个单项冠军；她的学生获得全国交通银行系统基本功大赛第2名；它的学生与海峡对岸的微机好手同场比赛并分享胜利喜悦；它的学生冲击珠算极顶，4人获能手一级，创常州珠算教学新记录……
刘国钧职教中心将源源不断地走出一代又一代的新型产业大军，以刘国钧职教中心为象征的常州职业教育必将从根本上改变常州产业大军的素质。其近功远利，今人勿需评说。
我们为常州骄傲，正是为常州人不息的奋斗骄傲。从刘国钧到刘国钧职教中心，是常州历史发展的瞬间，这一瞬间是辉煌的，它的辉煌在于常州人绝不会辜负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并为此灿烂文化中溶进具有常州风味的浓浓的一笔。
(该文于1994年获《常州日报》爱我家乡、建设常州征文二等奖，并发表于该报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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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职教中心的不解之缘
王亮伟 |
我与职教中心的故事，始于1988年4月。这个月，常州教育界的一件盛事令人瞩目，华夏基金会与市政府合作创办的“华夏职业教育中心”在丽华新村西侧平地上隆重奠基。当时，我在市一中，根本没想到在从教8年后，自己的命运会与职教中心联系起来。同年8月底，我正忙着开学，当时的市教育局周亚瑜局长、汪鹤鸣副局长紧急召我谈话，安排我作为国家教委外事局的借调人员常驻北京，担任华夏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参与对“常州华夏职教中心”及其他国内资助项目的管理工作。谈话后仅隔一周，我即北上赴任了。从此，我与职教中心的特殊关系开始了。
应该说，我人在北京，但职教中心的建设和发展都始终牵动着我的心。
我赴京后忙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根据国家教委港澳台办主任王复孙的指示，联系香港职业训练局的专家到常州访问。1988年底，在华夏基金会的安排下，我陪同香港职业训练局专家代表团赴常州，对职教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咨询指导，并请职训局执行总干事黎泽銮先生(英国人)作学术报告，当时在常州职教界引起较大反响。
1989年的春天，由华夏基金会联系，著名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先生的女儿刘璧如女士表示要向职教中心捐资100万美元，建立刘国钧教育基金。鉴于此，职教中心的命名引起了各方关注。一天深夜，时任国家教委港澳台办主任的王复孙打电话给我，转达华夏基金会管委会主任、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的意见：关于常州职教中心的命名，充分尊重市政府的意见，华夏基金会同意将职教中心的命名权转让刘氏家族。就在那天午夜，通过电话热线，我把华夏基金会、国务院港澳办、国家教委港澳台办、常州市政府、市教育局的领导联系起来，“华夏职教中心”更名为“刘国钧职教中心”这项决策就诞生了。
1989年5月，华夏基金会资助学校的第一批电脑、语音设备运抵张家港港口，但缺少海关总署批文。学校派人赶赴北京，适逢政治风波，在不太正常的工作状态下，我抓紧在京城沟通，顺利地办妥了报关手续。
1990年10月20日，刘国钧职教中心命名暨华夏楼奠基典礼在校隆重举行。我再次陪同北京、香港的一批贵宾到常州，参加庆典。尽管我当时还不是职教中心人，但我为职教中心感到自豪，并在心底为她欢呼。
值得一提的是，在举行命名典礼前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会前，刘氏家族将捐助的100万美元正式存入香港渣打银行，并给常州寄来了信托协议。当时，我们对信托协议的有效期限、基金使用方向、捐款的形式存有疑义，由于通信语言表达的问题，引起了常州有关人士和刘氏家族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时任市委书记的陈玉英了解此事后，非常关心，速请刘国钧先生生前的两位高级助手张一飞、蒋鸿文先生陪同时任市政协副秘书长谢晓清、市统战部副部长伍尚明，市教育局局长周亚瑜、副局长汪鹤鸣赶赴杭州浙江国宾馆。当时我恰好在常州，亦作为从事港台项目工作的人员，陪同前往。第二天，大家即与查济民先生、刘璧如女士会面，双方将情况一解释，什么都明白了。由于香港和内地情况不同，表述的方式不同，因此，大家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原来是场误会。大家顿时轻松起来，谈笑风生，亲如家人。隔几天，刘氏家族成员基本上都会聚常州，参加了职教中心的命名庆典。
1991年4月，我离京返常，市教委正式任命我担任职教中心副校长。从此，我与职教中心的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校期间，我与同事们一起，策划创作了校园组歌《走向未来》，歌颂了职教中心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表达了我对职教中心的真挚感情。尽管后来我调往市教委办公室任职，但这种感情却一直延续在我的心怀。
1997年8月，命运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市教委任命我担任职教中心校长。我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今天，当我和全体师生正在共同进行以内涵发展为特征的“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当我们共同欢呼建校十周年的辉煌历史的时候，我要真诚地说，我们能置身于职教中心的伟大事业之中是非常幸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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